每天清晨，居民小區中一袋袋垃圾被扔進不同顏色的垃圾桶。這些垃圾中混雜著廚余、廢紙、塑料廢品等人類社會的廢棄物。

　　據不完全統計，國內每年產出各類垃圾超過10億噸。如果不加以及時正確的處置，這些垃圾將很快遍布在每個角落，形成密密麻麻的“垃圾圍城”。

　　“垃圾圍城”的問題同樣困擾著杭州。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杭州市兩會上，社會各界代表共提出有關于垃圾的議案11條，其中涉及進一步推進城市垃圾分類、推進生活垃圾資源產業化、探索構建建筑垃圾綜合循環運行體系等內容。垃圾問題事關每一個杭州市民當下的生活，從長遠來看，更關乎子孫后代和社會發展。

　　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強調，要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近年來，杭州是如何破解垃圾分類處理的難題？垃圾末端處理又面臨著怎么樣的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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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的服務” 事關民生和社會

　　通過垃圾分類，把不同類型的垃圾進行有針對性的處理，從而實現減量，是目前國內大中城市的普遍做法。

　　早在2000年，杭州就成為全國第一批8個垃圾分類處理試點城市之一。18年過去了，大部分居民已經能夠有意識地進行簡單分類并投放。但是垃圾的末端處置這一老百姓“看不見的服務”，卻鮮少為人關注。

　　據杭州市城管局統計，杭州市年均垃圾產量2016年為378萬噸（不含臨安）、2017年為400萬噸（不含臨安）、2018年為420萬噸（含臨安）。如此數量龐大的垃圾何去何從？

　　城管局下屬生活固廢監管中心行業發展研究室科長、高級工程師張永芳告訴記者：“在‘十三五’期間，杭州市大力推進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目前，杭州市包括臨安、富陽、蕭山和余杭在內，共有1個垃圾填埋場和6個垃圾焚燒廠，垃圾處置能力已經基本能夠匹配杭州市的垃圾產量。”

　　記者從杭州市城管委了解到，目前，杭州市正按照“分類處置，能燒盡燒，多余填埋”的原則，嚴格控制進場垃圾，合理調度垃圾流向，穩步提升末端處置產能，努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浙江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巖土工程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員蘭吉武告訴記者：“杭州市的垃圾處理，在全國范圍內都較為領先，尤其是末端處理設施的建設和規劃。”

　　蘭吉武通過調研發現，國內很多大城市的垃圾處理都相對滯后。如廣州、深圳，沒有上規模的垃圾填埋項目，所面臨的直接后果就是垃圾運不出去，只能找地方臨時堆放，對生態環境帶來直接的影響。國際大都市上海，日產垃圾近三萬噸，也由于處置能力跟不上而面臨著被動的局面。

　　近兩年來，杭州市的垃圾處置末端項目推進較快，九峰環境能源項目的投入運營緩解了“垃圾圍城”的局面，使天子嶺垃圾填埋場的日均垃圾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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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埋”和“焚燒” 兩種方式，兩種作用

　　據公開資料數據顯示，目前我國以填埋和焚燒為主的垃圾處理方式達90%以上。杭州同樣如此。

　　在蘭吉武看來，垃圾分類處置離不開焚燒，也離不開填埋。而兩者的處理方式在運營過程中都有著潛在的問題。

　　“焚燒主要帶來煙氣處理問題，但只要處置得當，可以將影響控制得很小。它的優勢在于可以將垃圾快速減量到80%以上，100噸垃圾進去，只產生12-15噸的底渣和3-5噸飛灰，此外還可以用來發電，產生經濟效益。”蘭吉武說。

　　以日本東京為例，東京23個區建了25座垃圾焚燒廠，且在市區。在日韓和歐美，垃圾焚燒基本被認作是在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的垃圾末端處理技術。

　　杭州老百姓較為熟悉的填埋處理，污染控制過程則比較容易，但是占用大量庫存。一些處置手段較為落后的填埋場容易產生臭氣，蘭吉武告訴記者，經過科學研究長期證明，這種臭氣沒有毒害。

　　此外，對廚余、餐廚垃圾的精細化分類處理，則是垃圾分類處理的必要基礎設施，如杭州天子嶺垃圾填埋場通過現有的廚余、餐廚垃圾處理項目，廚余垃圾減量化率可以達到70%以上，餐飲垃圾減量化率可以達到80%以上，同樣有益于保護生態環境。“未來國內的垃圾處理趨勢，將是以焚燒為主，填埋作為一種應急保障和補充方式。”蘭吉武介紹說。杭州市目前已規劃在2020年底前實現原生垃圾的“零填埋”，鄰近的城市上海也開始探索原生垃圾“零填埋”，計劃到2020年規劃達到每年3.28萬噸的垃圾焚燒能力。

　　人人都對垃圾避之不及。在蘭吉武看來，“鄰避主義”的本質是對垃圾處理設施運行的不信任。老百姓一方面對垃圾處理的信息了解得不夠全面，另一方面，存在利己主義的思想。

　　“要想消除鄰避效應，一方面要加強政府監管，使垃圾處理設施始終處于良好的運行狀態，消除污染影響；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周邊老百姓的溝通交流。”蘭吉武說。

　　張永芳告訴記者，在九峰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市城管局先后組織了多批周邊居民前往江蘇等地的焚燒項目實地勘察，通過親身體驗改變了老百姓對于垃圾處理的認識，“垃圾處理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我們要在前端項目建設過程中實現更多的公開透明，確保項目的程序合法合規，對老百姓做更多的解釋引導工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化解‘鄰避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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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廢為寶” 如何將垃圾變為資源

　　通過焚燒與填埋，目前，世界各國都在挖掘由垃圾回收利用所創造的巨大利益，帶動經濟發展。

　　瑞典，這個歐盟中垃圾焚燒比例最高的國家，垃圾被投入1000攝氏度高溫的鍋爐中焚燒，產生大量熱能，通過連接著城市四通八達的供暖管道為城市居民供暖。瑞典廢棄物管理局的資料顯示，垃圾焚燒為瑞典人提供約20%的城市供暖，同時滿足25萬家庭用電之所需。

　　近年來，美國的垃圾回收公司多用更為優化的方式對生活垃圾進行再處理，利用有機垃圾氣化發電；熱解焚燒污染物、焚燒供熱，氣化發電，水氣渣凈化等。根據綠源再生公司網站消息，舊金山的食物廢料被運往附近工廠變成寶貴的肥料，一些成品肥料被售賣至納帕酒鄉的葡萄園。

　　德國是第一個為“垃圾經濟”立法的國家。德國垃圾再利用行業每年創造410億歐元產值，生產部門的垃圾被重新利用的比例平均為50%。垃圾回收已經成為德國人的環保“標簽”之一。

　　在如何將垃圾變為資源這方面，杭州也始終走在國內城市的前列。

　　如九峰項目焚燒處理的垃圾，每噸可以發超過260度電，這些由垃圾產生的電直接并入電網，成為老百姓重要的生活資源；

　　再如天子嶺的廚余垃圾處理項目，日處理200多噸廚余垃圾，每年可從廚余垃圾中回收塑料紙張等約8000噸，金屬約100噸，玻璃約660噸，發電約1000萬度；

　　天子嶺的餐廚垃圾處理項目，可將餐廚垃圾轉化為沼氣和工業油脂，用于發電，同時有效避免了“地溝油”回流到老百姓的餐桌；

　　天子嶺的沼氣發電廠，日均可回收利用填埋氣體32萬余立方米，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100余噸，發電量日均37萬余度，可供16.5萬余戶居民使用。

　　“后峰會時代” 讓老百姓望得見山，看得見水

　　隨著“后峰會時代”的開啟，杭州的垃圾處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G20國際峰會過后，前來杭州旅游的游客大增。2017年國慶黃金周首日，杭州市各景區景點就接待了游客185.11萬人次，較2016年同比增長13.68%。客流激增的節假日也在考驗城市的垃圾處理能力。以高銀街為例，平時每天產生四五噸垃圾的量，黃金周期間要再增加六七噸垃圾。東坡路等商業街，比平時的垃圾量多一倍還不止。這些垃圾主要是游玩過程中產生的，大部分是食物包裝、飲料瓶、垃圾袋、一次性紙盒紙杯等。

　　隨著2022年杭州亞運腳步的臨近，我市的城中村改造、小城鎮環境綜合整治、軌道交通工程和各類地下空間開發建設快速推進，由此產生的建筑垃圾數量呈爆發式增長，迫切需要加快探索構建建筑垃圾的綜合利用運行體系。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垃圾也不斷增多，固廢處理的需求也愈加迫切。但是農村固廢處理面臨地區分散，規模小，難以集中處理的問題，需要不斷優化處置方式。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營資本也在進入垃圾分類處理行業。目前杭州部分社區已有民營企業入駐，如虎哥回收、濱和環境、“家寶兔”等，但也僅是局限于一部分社區，還沒能全面推廣鋪開。

　　“垃圾處理是一項社會公益型事業，同時離不開政府的引導。”蘭吉武說。

　　張永芳所在的生活固廢監管中心，日常就負責對7個垃圾處置中心的監管，確保這些處理設施的規范運行和排放達標。“我們提倡垃圾共治，引入市場的力量，提高服務效益，并做好行業的監管。”張永芳說。

　　“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之后，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又一個浪潮，將是在世紀之交時出現的垃圾革命。”美國社會分析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這樣寫道。改革開放40年來，杭州城市能級大幅提升，但對標國際國內一流城市，在許多方面還有較大差距，垃圾處理就是其中一環。治好垃圾，才有綠水青山；變廢為寶，就是金山銀山；治好垃圾，“人間天堂”才能更加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