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前，杭州等46個重點城市在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從2000年成為全國首批試點城市開始，杭州已與垃圾“斗爭”近20年，期間積累了經驗，也走過一些彎路。如今，垃圾革命“烽煙再起”，強制分類的時限越來越近，杭州如何打贏這場硬仗？連日來，本報記者走訪余杭、蕭山、江干等地，在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解析垃圾分類的現狀與未來。

　　末端處理能力欠缺

　　如何連起斷點

　　今年以來，細心的市民已經發現，馬路上的垃圾清運車分成了兩種顏色：綠車運綠桶、黃車運黃桶。截至3月底，全市所有垃圾清運車已完成顏色、標識的分類配置，以提升識別度。

　　自2014年底首次提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概念以來，杭州試圖通過分類投放、分類收運、分類利用、分類處置這個鏈條，實現生活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

　　然而，隨著試點工作的不斷推進，不少市民發現，認真分類后的垃圾，最終卻被同一輛垃圾車同時運走。這種“前端分類投放、末端混運混處”的做法，嚴重挫傷了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導致垃圾混合處理的關鍵因素，是末端處理能力不足。即使分類收運了，最后還是統一焚燒、填埋。”杭州市市容環境衛生監管中心主任張平說，在分類較好情況下，杭州市每天能產生餐廚和廚余垃圾2400噸，但目前的集中處置能力只有每日800噸，“由此，整個鏈條就出現了‘斷點’。”

　　這種“斷點”，既源于前端分類收運上的不夠精細，也有末端處置上的能力不足。在總結杭州垃圾分類推進工作得失時，張平得出結論，“改變末端分類處理方式是提升處置能力的重要環節。”

　　近年來，杭州在提升末端分類處理能力也下足功夫。臨江環境能源工程已于去年開工建設，預計2020年底建成投運，每天可焚燒處理生活垃圾5200噸；餐廚、廚余的資源化處理項目也已列入規劃。

　　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部分縣區已在“自謀出路”，嘗試廚余垃圾的“就地處理”。

　　每天清晨，位于余杭區東湖街道孤林村的廚余垃圾處理站就會忙碌起來，5輛綠色垃圾清運車陸續駛入，3套垃圾處理設備24小時不停運轉，將南苑、臨平、東湖等街道每天產生的30噸廚余垃圾處理成降解物。

　　余杭區是杭州全市的垃圾生產大戶，垃圾生產總量占全市的22.5%，2018年達92.39萬噸，日均2531噸。在提出“建設全國生活垃圾分類處置示范區”的目標以后，在杭州“四分法”基礎上，余杭還在城市小區施行“干濕兩分法”等舉措，來盡快普及前端分類。

　　“引進‘虎哥’后，全區干垃圾的收運已覆蓋24.5萬戶居民，每日垃圾減量超250噸。但濕垃圾的處理一直是短板。”余杭區城管局副局長呂云麗說，按照估算，余杭區日產廚余垃圾量就有800噸至1000噸。

　　2017年起，余杭在各鎮街逐步建設濕垃圾分散式就地處置點，目前已建成運行33處，覆蓋所有21個鎮街，日處理能力達243.5噸。實現廚余垃圾就地處理設備全覆蓋。

　　“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前端的分類投放、分類收運，到末端的處置、利用，必須環環相扣。”余杭區副區長王艷勤說，在逐漸提升末端處理能力之后，余杭開始不斷規范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運輸環節，逐步實現全鏈條、全周期治理。

蕭山金辰之光小區，大屏幕上實時顯示居民垃圾分類情況。攝影 姚群

　　從大戶商戶到千家萬戶

　　如何落實責任

　　2019年以來，王富強開始變得“斤斤計較”。作為江干區凱旋街道城管科長，他每個月都要仔細計算垃圾產生量。這份壓力和計較，不僅源自上級部門的考核、抽查，更來自一本實實在在的收支賬。

　　“2018年，來自居民和企業的垃圾清運費為420萬元，但我們實際支付的清運費卻是512萬元，虧損了92萬元。”王富強說，2017年以前，垃圾清運費都是由市政府統一結算的，去年開始，垃圾運輸管理權從市級下放給各縣區，“垃圾分類減量做得好不好，直接和財政支出掛鉤了。”

　　直接的利益相關，讓各地推行垃圾分類工作變得更加積極主動。數據顯示，2018年，凱旋街道共減少垃圾490多噸，按每噸240元的清運費計算，相當于節省支出近12萬元。而今年1月至3月，街道垃圾減量就已達351噸。

　　“從某種意義上講，垃圾分類是一場基層治理的群眾戰爭，只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才能調動全民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張平說，杭州正通過構建責任落實體系，讓垃圾分類與全民相關，真正變“要我分”為“我要分”。

　　機關單位的垃圾分類情況，首先被納入監管體系。

　　“垃圾分類和獎金掛鉤！”2018年開始，蕭山把垃圾分類工作納入綜合考評體系。垃圾分類的成果既關系到各單位的考核排名，也直接影響工作人員的獎金收入。區垃圾分類辦還實施“周評定、月通報”制度，每周對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開展分類等級評定，不同等級掛不同牌子，分類不合格還要被通報、曝光。

　　今年3月開始，余杭區機關事務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每天“掃樓”，抽查區政府大樓各個樓層的垃圾桶，一旦發現垃圾分類不到位，立即拍照留檔，并在“曝光臺”上通報。除了區政府大院，其他政府部門以及學校、醫院等公家大戶，也要接受區城管局牽頭的垃圾分類投放巡查。3月26日啟動至今，余杭區城管部門共檢查公家大戶（政府機關、學校、醫院等）494家次，垃圾分類平均準確率為77.5%，“通過兩個月的宣傳、巡查、曝光等，各單位垃圾分類投放情況都有了較大的改善。”

　　垃圾分類的責任，如何從公家大戶，落實到店家商戶，最終傳導到千家萬戶？

　　最近，杭州各大城區的城管部門已紛紛啟動“拒運模式”：對垃圾桶設置不規范、垃圾混裝混投的店家商戶，開出罰單、拒絕清運。3月27日，位于西湖區余杭塘路的浙江省某研究院，就收到了今年西湖區首張生活垃圾拒運單。在其整改到位之前，直運公司將不再清運他們的生活垃圾。

　　據統計，僅2018年，全市就實施拒運25例，辦理行政處罰案件2811件，以法律為基礎的責任落實體系正在不斷完善。

　　最近，杭州市城管局正與市房管局等部門商談，準備將垃圾分類情況納入物業企業信用平臺。垃圾分類好不好，將直接影響物業企業的評分等級。“通過落實物業企業的責任，可以撬動并推進大量小區的垃圾分類。”張平說。

在蕭山金辰之光小區，保潔人員將清理完的小綠桶重新放回架子，居民可取走空桶。攝影 姚群

　　溯源與識別

　　如何邁向智能

　　每天早上，蕭山區城廂街道金辰之光小區里，每棟居民樓下的收集亭里都整齊擺放著一排排裝有易腐垃圾的小綠桶。只要一過清運車上的電子秤，桶上的戶號、易腐垃圾重量等數據，就會被記錄到底部的“智能環”上，傳輸到每戶居民對應的“垃圾分類智能賬戶”，并由蕭山區生活垃圾“智能大腦”——生活垃圾智能監管系統對數據進行匯總、分析。小區花園的數字化服務亭中，小區每天分出來的易腐垃圾總量、家家戶戶分類是否準確，全部由生活垃圾智能監管系統記錄并提供實時動態數據。

　　隨后，小綠桶內的垃圾被收集運送到小區內的集置點，由易腐垃圾收運處置企業統一裝車、稱重。每輛收運車都安裝了定位系統，車輛信息、行駛路線等都會被智能監管系統實時記錄。收運車到達易腐垃圾資源化處理企業后，廠房外的地磅系統還會對收運車重新稱重。每次稱重都會被錄入“智能大腦”。只有電子秤、集置點、地磅系統3次稱重數據都對得上，整個收運過程才算圓滿完成。

　　2018年8月以來，蕭山開始大范圍布點該系統，接入垃圾從源頭到末端的三大環節數據，目前已覆蓋417個小區共19萬戶居民。

　　“智能監管系統把垃圾從源頭到運輸再到末端處置利用的過程，全部呈現出來，不僅實現了監管目的，更讓居民看到了分類的實際效果。”美麗蕭山建設辦公室（垃圾分類辦）相關負責人說，自智能監管系統上線以來，全區日均易腐垃圾收運量從2018年8月初的130余噸，增加到目前的300余噸，居民垃圾分類的參與率、準確率明顯提高。

　　以數字化技術推動全鏈條監管的做法，同樣被余杭區采納。2018年底，余杭設計推出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評價系統，今年開始在全區推廣使用。

　　王艷勤介紹，此前，分類情況無法追蹤、居民責任無法追溯曾是城市垃圾分類全面推廣的一大阻礙，“通過數據應用，實現信息的溯源識別和精準搜集，將是破解上述難題的一大方向。”

　　自去年10月22日實施“一戶一卡一碼”以后，余杭區龍興社區毓秀家園小區的10名垃圾分類志愿者，只需掃碼就知道哪家分得好不好，再也不用挨家挨戶上門檢查。現在每天接到上門勸告的僅有兩三戶居民，垃圾分類的準確率也提升到95%以上。

　　從此次調查結果看，目前，我省正處于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的關鍵期，無論是前端分類環節、中端運輸環節還是末端處置環節，都需要強化各方法律責任。而大數據技術在垃圾分類領域的廣泛應用，將為上述法規的實施清除操作層面的障礙，真正將垃圾分類推向法治階段。

　　深一度

　　讓垃圾成為資源

　　徐林

　　據統計，當前我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圍城”困境，很多城市已無處填埋垃圾。從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斷探求可行的治理方案。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等8個城市作為試點開始推行垃圾分類；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前，杭州等46個重點城市在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虹口區市民驛站嘉興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時指出,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2019年1月21日，國務院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

　　垃圾治理不僅是我國城市發展的短板，而且正帶來持續的環境壓力，遏制垃圾增長趨勢刻不容緩。然而，居民知曉率和參與率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垃圾治理”的短板。居民前端分類的辛苦因后端的“混裝混運”“混合處理”而徒勞無功，大大降低居民參與前端分類的積極性。因此，補齊短板、修復“斷裂的鏈條”成為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垃圾分類不等于垃圾治理，更不等于垃圾減量，它只是垃圾處置鏈條的一環，并且，其有效性還取決于后端的有效處置。很多城市在治理垃圾的過程中僅僅關注了源頭分類環節，似乎只要居民分類了，垃圾問題就解決了。殊不知，缺乏中端的分類運輸和后端的分類處置，前端的源頭分類就會流于形式，毫無意義，更遑論減量了。從整個垃圾治理體系來看，“斷裂的鏈條”首先要修復的應是末端的資源化利用環節。因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只有培育起后端的資源化利用能力，建構起從垃圾產生到資源利用的再生資源循環的閉環體系，垃圾才能成為“錯放”的資源，“無廢”才能可期。

　　在這個系統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撬動后端，比如通過稅收減免和財政支持等手段支持資源化利用企業的發展。只有當后端產生需求，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前端的分類才能有意義。居民看得到自己勞動的成果而產生分類的積極性，才可能從被迫分類走向主動分類。余杭區“虎哥模式”對于“干”垃圾治理的成功和蕭山區對于“濕”垃圾治理的成功無不是基于后端比較完善的資源化利用能力。

　　我們很難在幾個月或者幾年的時間達到日本和德國那樣精細的分類程度。只有修復垃圾分類這一“斷裂的鏈條”才能對居民提出強制分類要求。從易到難，分階段逐步培養居民良好的自覺分類習慣，垃圾分類難題才能逐步攻克。

　　（作者系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專家，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