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國者，必先治水。水是觀察區域發展的窗口，是反映社會矛盾的鏡像。

　　2013年，面對水質性缺水與水污染嚴重雙重挑戰，浙江下定決心在全省范圍啟動“五水共治”。紹興市委市政府順勢而動，作出“重構紹興產業、重建紹興水城”的戰略部署。這一年，35位市級領導包河治水并迅速發展為河長制，成為全省治水進程中最鮮明的制度設計。

　　數年來，河長制在紹興不斷深化完善：5557名各級河長、1920名小微水體河長、3799名各級湖長，足跡遍布從河、湖、水庫到溝、渠、溇塘的每一個角落。河長們以抓治水來促改革，梳理人水關系、政企關系，化解利益糾紛、矛盾糾葛，確保社會安定、基層穩定。這是全民治水的宏大篇章，也是轟轟烈烈的基層治理社會實踐。

　　這場實踐中，“黨政動手、依靠群眾”成為鮮明的特征。這是“楓橋經驗”的要義，也是河長制的精髓。

　　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始終堅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努力引導最廣大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市委書記馬衛光說，在“楓橋經驗”發源地紹興，正不斷創新發展河長制，以此不斷探尋基層治理的密碼，激活基層組織神經末梢，開創社會治理的新局面，實現“河長制”向長效治理的“河長治”的跨越。

　　以問題為導向

　　以問題為導向，是“楓橋經驗”的基本內涵。

　　紹興是典型的江南水鄉，總水域面積642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7.76%，中心城區水域面積占14.7%，全省第一。豐富的水域資源也形成了這座城市產業結構偏水度高的局面，高污染、高排放產業占據相當分量，水環境治理任務十分繁重。六七年前，正是紹興水環境問題最集中的時期。當時，與水污染有關的社會矛盾突出，牛奶河、七彩河、黑臭河不時出現，市民投訴居高不下，不少人看著身邊的水體被污染痛心疾首。

　　著眼于這些問題，紹興在2011年4月出臺《紹興市水環境質量考核辦法（試行）》，規定考核實行行政問責制，被考核單位主要負責人對所管理區域的水環境保護工作負責。2012年10月，出臺《關于在紹興市區主要河道實施河長制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市區主要河道設置河長。這也是浙江省河長制管理模式的最早嘗試。

　　2013年，隨著“五水共治”在全省的推進，河長制也在全省鋪開，紹興的河長制也逐步走向縱深。

　　以河長制為統領，紹興緊扣“截、清、治、修”4個環節，扎實推進城鎮截污納管、工業污染整治、農業農村污染防治、入河排放口整治四大行動。“哪里有問題，哪里有群眾不滿意的地方，就從哪里著手解決。”市治水辦常務副主任方林苗認為，水污染防治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更深層次的是社會治理問題。“‘楓橋經驗’的啟示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我們要從源頭抓起，將污染的影響排除或減少到最小。”

　　辦法跟著問題走。為層層壓實河長責任，紹興建立起市、縣、鎮、村四級河長體系，明確河長姓名、職務、聯系方式、管理河道名稱及起始點，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河長管理體系，將所有水體溝岸納入監管。在此基礎上，紹興還推出“一河一策”治理方略，重點在水質最差的27個片區74條河道，設立142個水質斷面，明確每個斷面的水質提升目標和治理措施，從市領導為河長的市級河長開始強化督考，啟動問責機制。

　　以解決問題為目的構建的河長制體系，為紹興水環境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五年來，紹興在全省率先剿滅劣Ⅴ類水，全市70個市控以上斷面Ⅰ~Ⅲ類水斷面比例從2013年的38.6%提升到2017年的97.1%，功能區達標率從2013年的42.9%提升到2017年的97.1%；128個縣控以上斷面全部達到或優于Ⅳ類水，Ⅰ~Ⅲ類水斷面比例從2016年的76.6%提升到2017年的96.9%。　 水質好轉帶來的是廣大市民的認同。根據省治水辦委托的滿意度調查，2015年、2016年、2017年我市“五水共治”群眾滿意度為74.28%、80.4%、82.45%，分別居全省第2位、第3位、第2位。

　　群眾才是靠山

　　堅持走群眾路線，是“楓橋經驗”的核心。紹興河長制由淺入深的推進，如同一個強勁磁場，吸引著社會各界加入，形成治水強大合力。

　　一周前，在柯橋經商的28歲埃及人默罕默德和30歲的阿爾及利亞人索菲亞，被華舍街道聘請為民間河湖長。兩位“洋河長”生活在大小坂湖周邊，被廣大市民愛水護水行為感染，主動要求加入到治水行動中。他們說，不光自己要管好身邊的水，還要動員同國籍的同胞一起來護水。

　　在新昌，由小將鎮34家企業發起的“企業認養河道”模式正全面推廣。目前，全市層面的“企業河長”已累計為治水捐款超過3.4億元。

　　河長制體系自上而下的責任傳導，正激發著基層干部的干事熱情，帶動更多的人自覺加入“民間河長”的隊伍。如今，“民間河長”的門類越來越多，名單越來越長，“黨員河長”、“企業河長”、“鄉賢河長”、“村嫂河長”、“河道警長”等等層出不窮。

　　圍繞河長制的架構體系，紹興各級各部門也相繼打造自己的品牌，推動河長們不斷向更大的群體發揮輻射帶動力。

　　去年，紹興88個市級部門掛聯鄉鎮，確定督導員707名、駐村聯絡員8515名，利用雙休日時間，為鎮街剿滅劣Ⅴ類水出謀劃策。市委宣傳部組織開展的“千名記者治水一線行”、“文藝十百千萬下基層”、“千名宣講員講治水”、“百名理論工作者赴治水一線”、尋訪百名“最美治水人”和“十萬志愿者服務治水”六大行動，將剿劣治水的行動開展得有聲有色。

　　市治水辦出臺的全民參與管河護水“工作十法”，推動黨員干部帶頭參與管河護水，在每年10月“全民護水月”，吸引全市各地近30萬名黨員干部參加治水大走訪。團市委在大中學生、團員、志愿者、熱心青年等群體中培育的“河小二”，成為河長們的得力助手。市婦聯依托嵊州市下王鎮“村嫂志愿服務隊”在全市成立2000多支巾幗護水隊，志愿者達到了2萬多名。

　　踴躍參與治水的群體還在壯大。今年4月19日，紹興表彰了2017年度“最美河湖、最美小微水體、最美護水人、最美河湖長”，這是我市組織的第4次“最美”評選，評選范圍從最初兩類“擴容”到了今年4類。受表彰的面不斷擴展，意味著我市治水參與面在持續擴大。

　　“治水是一場不容懈怠的重大戰役，要取得全面勝利，河長是領頭羊，群眾才是最大的靠山。”市委副書記、市長盛閱春這樣說。目前，我市正向奪取大禹鼎銀鼎沖刺，在各級河湖長的示范引領下，紹興正不斷形成全民治水護水、全民共享成果的新局面，書寫新時代治水的紹興篇章。

　　激活基層智慧

　　走群眾路線找解題鑰匙，這是“楓橋經驗”提供的路徑。干群合力開動腦筋，不斷創造新模式和新方式，正成為河長制的新常態。

　　新昌縣東茗鄉石門坑自然村環村小河，一塊標著“石門坑自然村雨水口624100602”字樣的牌子立在河邊，與附近的河長公示牌遙相呼應。該河鄉級河長、東茗鄉黨委書記俞正英說，“這就是入河排污口的身份證。”

　　這張“身份證”，集成了該河排放口名稱、位置、主要污染源、排入河道、河長、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和照片等多重信息，同時對每條河道的主要排水口在河道水系圖上進行標注，便于河長巡查和群眾監督。

　　這一創舉正是河長們在巡河過程中發現漏洞后，多次討論后提出的方案，目前正在全市所有入河排污（水）口全面推行。

　　位于嵊州新昌交界的南巖排渠，源于新昌七星街道五聯村，流經嵊州三江街道橋里村，最后匯入新昌江，這樣兩地共有的河道誰來當河長？這個難題，一度讓嵊州、新昌兩地的政府一籌莫展。

　　但困難總能激發智慧。嵊州和新昌兩地政府和有關部門為此多次開協調會，最終確定采用雙河長制，共建嵊新治水群，一旦有問題兩地協力治水。以此為經驗，嵊州和新昌還在所有嵊新兩地河道交界處設立雙河長公示牌，跨區協調、聯防聯治，推動合作治水取得更大成效。

　　事實上，全市各地對河長制這一治水“牛鼻子”的不斷探索和實踐，一直在推陳出新。比如，柯橋區讓700多名機關干部回到出生地、外婆家報到，協助當地河長護河；諸暨市實施“河長保證金”制度，河水不合格，河長要扣“河長保證金”。這些做法，也被其他地區廣為傳播和學習。

　　用智慧手段來幫助河長巡河，正成為河長制在基層創新中的最新趨勢。如今，我市已有5000多名各級河長實現了電子化巡河，河長可以通過手機或者電腦，實現巡河過程的自動記錄和發現問題的及時上傳交辦。

　　目前，我市已在全省率先開發河湖長制信息化平臺，實現對河湖長履職、項目推進和目標完成的電子化考核，同時在全省率先探索推進“河湖長制”與鄉鎮（街道）“四個平臺”建設的有機結合，充分發揮網格員作用，彌補河長巡河的漏洞，確保河道治理無死角。

　　激發群眾智慧，到基層找方法，紹興在河長制上的創新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繼今年7月18~19日，全國8個省市180多名河湖長來紹培訓取經后，9月12~14日，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代表參加了韓國2018世界水城論壇，我市受邀參會并作了治水經驗介紹，紹興也是我國大陸唯一作典型發言的城市。

　　“紹興的基層治理智慧正在被廣為認同。”市“五水共治”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市治水辦（河湖長辦）主任徐明光說，紹興還將發布全國首個河湖長地方標準，以此為契機，紹興將全面深入推進“河長制”走向長效治理新階段，開辟河長制治水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