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努力加上天幫忙,“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目標實現或已問題不大。

　　自今年4月8日開始,環保部調集5600名執法人員在京津冀及周邊區域“2+26”城市開展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大氣污染防治執法行動(以下簡稱強化督查)。進入秋冬季以來,又抽調1400名“嫡系”在“2+26”城市進行巡查。

　　從11月下旬開始,隔三差五的大風天為包括北京在內的京津冀及周邊區域多地送來了多個空氣“一級優”。

　　本月初,環保部部長李干杰樂觀地預期:“‘大氣十條’成效顯著,今年年底有望‘圓滿收官’”。盡管“人努力”的效果已經顯現,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執法行動留給社會的爭議和思考卻仍在持續。

　　值得關注的是,12月9至10日,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在廣東肇慶主辦的“2017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有關專家對這場執法行動均給予正面評價。專家指出,經濟下滑與大宗商品上漲,環保督查(察)不是主要原因；企業污染環境也能賺錢才是不正常。

　　環保風暴與“兩影響”論

　　今年是“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目標實現的收官之年,能否完成目標要求上下關注。

　　為此,環保部啟動了史上最嚴的大氣污染整治行動。事實上,實現“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目標,只是環保部啟動督查的原因之一,最大程度地控制和治理秋冬季頻繁高發的嚴重空氣污染,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才是環保部啟動長時間執法行動的根本初衷。

　　在進行強化督查的同時,今年中央環保督察完成了對31省區市的督察。“督查+督察”被視為環保風暴來襲。

　　既然是風暴,勢必會帶來影響。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將社會上流傳的“影響說”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影響了經濟發展,二是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影響最為明顯就是煤炭、鋼鐵、水泥、玻璃、天然氣,鋼鐵的價格甚至是2011年以來的最高價。”駱建華說,這些觀點認為,督查(察)導致供給不足,“特別是今年7、8月份進行的中央環保督察,關停了部分小企業。”最終帶來價格上漲。

　　除了“兩影響”論,最近,“2+26”城市大氣強化督查又出了新“事故”:河北個別地方因煤改氣未完全落實,導致個別小學校供暖未跟上,“孩子們不得不坐在院子里曬著太陽上課。”因此,環保部發出特急函件,要求“2+26”城市“凡屬沒有完工的項目或地方,繼續沿用過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嚴格執法是新常態須適應

　　對于社會上將“兩影響”論以及小學生受凍事件全部歸結于環保執法,“到底是不是這么回事?”駱建華將問題拋給了與會專家。

　　在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看來,嚴格執法是新常態。他指出,人們習慣了過去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污染環境照樣賺錢,當最嚴環保執法宣告這些統統不行的時候,人們自然感到難受。“2014年,江蘇省處理的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比過去15年的總和還要多。”劉勝軍說,這個例子說明過去太不正常了,“污染沒人管,沒人抓,現在開始嚴格執法,大家反而不適應了,企業覺得成本上升了,價格上漲了。”劉勝軍認為,企業和老百姓有這樣的想法和看法不足為怪,由過去的污染“沒人管,沒人抓,到現在的如此嚴格,確實需要一個適應過程。”他所強調的是,嚴格執法才是環保的新常態,新常態才是正常的。

　　劉勝軍告誡說:“大家要做長期的準備。”他認為,正是因為社會覺得難受了,經濟轉型才有可能,“如果你的企業靠污染環境照樣能賺錢,我們的創新只能停留在口號層面。”劉勝軍說,一些企業感到的不適應實際上是經濟創新和轉型的陣痛。在他看來,這個陣痛是整個社會必須經歷的,躲不過。

　　劉勝軍提出,社會、企業和老百姓都要有環保轉型新常態的適應能力。“不要抱怨,嚴格執法是大勢所趨,是對過去那么多年粗放式發展所必須會付的代價,現在是在補歷史的欠賬。”劉勝軍表示,國家和社會以及企業要算大賬,不要算小賬,“你這個企業虧錢了,但整個社會污染水平下降了。”他說,要算這個賬。

　　“價格上漲不能說與環保一點關系都沒有,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環保。”劉勝軍認為:“去產能政策的力度是最大的。”他明確指出:“不能把所有的價格上漲都歸結和怪罪于環保執法。”劉勝軍說,經濟下滑不是因為治理污染,“從產業結構上看,我們正在由制造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轉變。服務業不可能向制造業那樣,利潤來得那么快。”他說:“這是經濟客觀規律,要辯證地去看,通過改革,我們完全有可能做到讓治理污染不影響我們的經濟。”

　　美國一本書與中國一場風暴

　　由美國人蕾切爾·卡森所著的《寂靜的春天》出版至今已經55年。在厘清環保督查(察)與“兩影響”論關系時,錦江環境總經理張超與與會者一起回憶了當時在《寂靜的春天》震動下的美國。

　　張超說,《寂靜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國引起巨大震動,“很多人想怎么對付它,怎么詆毀它,怎么讓這本書成為禁書。”正如張超所說,《寂靜的春天》不僅受到與之利害攸關的生產與經濟部門的猛烈抨擊,而且也強烈震撼了美國社會和廣大民眾。

　　在張超看來,正是因為經歷了這個階段,美國整個環保局面才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改善。他說,《寂靜的春天》給美國不僅帶來陣痛,更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在環保風暴下,付出一定的成本,從長遠來講,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張超說,有成本的付出自然會帶來陣痛。

　　環境商會榮譽會長、環保企業家文一波認為,為環境付出代價是應該的,也是必然的。

　　環保部環監局副局長夏祖義在論壇上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出現了“五個前所未有”,即思想認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臺之密前所未有,督查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環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昆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張俊杰表示,環保風暴也好,對環境進行規制也罷最終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福利,讓老百姓有了環境改善的獲得感。

　　污染治理要強法制去行政化

　　在對“兩影響”論等說法進行澄清的同時,專家們也對環境執法提出他們的建議。

　　“我們希望有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在執法過程中,要多用市場化、法制化的方法,不要過多地依賴行政方法,要尊重企業的合法權益。”劉勝軍說:“不能因為一個企業是有污染的企業,就隨便的拿捏它,要從法律的角度去衡量企業。”劉勝軍建議,在進行污染治理時,要更多地采用法律和市場的方法。

　　他所說的法律方法,就是要先看企業是不是符合環保法律的要求,然后再去依法執法；所謂市場的方法,就是通過企業加大污染治理成本讓那些不愿意或者沒有財力進行污染治理的企業自動退出市場。劉勝軍認為,治理污染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難免會給人“一刀切”的感覺。

　　環境商會長趙笠均則建議,政府在實施一項環境政策時,要有前瞻性,對政策實施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預判和評估,“今天的政策實施會對明天產生哪些影響。”環境政策要考慮對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歷來就是一對矛盾。“從日本和歐洲以及中國這幾十年的經驗看,都是如此。”駱建華認為,環保執法既要有力度也有溫度。

　　本報肇慶(廣東)12月1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