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6月21日訊(記者 肖國強)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省黨代會報告提出要奮力推進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要求扎實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作為“兩個先行”的題中之義,浙江如何做好碳達峰碳中和這道“必答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此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雙碳”是嚴峻挑戰,也是巨大機遇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我國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
“2060年實現碳中和,對我國固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但也蘊含著巨大的機遇。”丁仲禮表示,首先,我國煤炭資源相當豐富,但煤炭燃燒時所排放的硫化物、氮氧化物和粉塵容易污染大氣環境,我們如能夠大規模利用可再生能源而逐漸擺脫對煤炭的依賴,將會有力推動資源集約利用和環境持續改善;其次,我國的太陽能資源相當豐富,如能在西北部干旱區多建太陽能發電站,將在清潔能源替代和生態恢復兩方面獲得顯著效益;再次,我國在非碳能源領域的技術相對先進,包括光伏發電、核能、儲能、特高壓輸電等技術,在全球綠色轉型大潮中,我們的綠色技術將支撐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并為我國的民族復興大業提供強大助力。
因此,實現碳中和,并不全是國際社會強加于我們的事情,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內在要求。當然,在這場廣泛而深遠的綠色轉型中,我們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節奏,先立后破、穩扎穩打,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機;同時,也要使能源的價格保持在相對低廉的水平,既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真真切切的便利,又能使我們的制造業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足夠的競爭力。
推進“雙碳”工作,需要從三端發力
如何理解碳達峰碳中和,這是推進“雙碳”工作的邏輯起點。丁仲禮介紹說,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然后開始穩中下降;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凈零排放”,也就是說,人類可以排放一定數量的二氧化碳,但這個排放量中的一部分被自然過程吸收固定下來,余下部分則通過人為努力而固定。當排放量與固碳量相等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不再繼續增高,就達到碳中和了。
根據國家相關統計,我國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約為每年50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占比約為85%,非碳能源的占比僅為15%。二氧化碳的終端排放源主要為工業(約占68.1%)、建筑(約占17.6%)和交通(約占10.2%)。
“從以上數據可見,在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石油、天然氣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因此,要實現碳中和,需要從‘三端共同發力’,即發電端用風、光、水、核等非碳能源替代煤、油、氣;能源消費端通過工藝流程再造,用綠電、綠氫、地熱等替代煤、油、氣;固碳端用生態建設、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等碳固存技術,將碳人為地固定在地表、產品或地層中。這就是碳中和的基本邏輯。”丁仲禮說,概括來說,發電端之要在構建新型電力系統,能源消費端之要在電力替代、氫能替代以及工藝重構,固碳端之要在生態建設。
在丁仲禮看來,浙江作為能源消費大省、能源資源小省,要找準定位,立足長遠,做好系統謀劃。在發電端,浙江一次能源匱乏,省外來電占比比較高,可提前謀劃,以參股投資等方式主動與外省在綠電供應上開展合作。在能源消費端,工業是最大的排放源,為此要優化產業結構,盡可能少布置、不布置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加快發展低碳高效產業,著力布局智力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此外,交通、建筑是另外兩大排放源,交通方面或可加快電動汽車、氫能汽車的產業化替代,建筑方面盡可能把家庭生活所用的煤氣、天然氣替換成電等等。在固碳端,生態建設是最經濟、最有效的固碳辦法,浙江作為“兩山”理念發源地,在生態文明建設上有很好的基礎和自然條件,應堅持用長遠的眼光謀劃未來的生態建設工作,比如進一步優化林木結構以增強森林固碳效果等。“通過三端發力,特別是在能源消費端和固碳端及早謀劃,浙江是可以做出特色亮點、走在全國前列的。”
實現“雙碳”目標,說到底是技術為王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如何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能源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質等多目標平衡中尋找最優解?
丁仲禮表示,碳中和說到底是技術為王,只有靠先進的技術才能獲得產業的競爭力。在發電端,要建立光伏發電、風力發電為主的新型電力系統,無論是發電還是儲能、轉化、消納、輸出等,技術上都有大量需要攻克的關鍵環節,這將成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中之重。而能源消費端的“替代路線”,需用非碳能源發電、制氫,再用電力、氫能替代煤、油、氣用于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從而實現消費端的低碳化甚至非碳化,同樣需要研發大量新技術并布局大量新產業。此外,無論是發電端還是能源消費端,到2060年都還是會有相當數量的碳排放存在,需要其他碳固存技術予以中和。
有先進并廉價的技術可供這“三端”所用,是實現碳中和的前提條件。為此,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另一方面,要盡快將先進技術加以產業化,利用產業政策和市場競爭,使其不斷迭代降低成本,逐步變成“白菜價”。這就要求協調好政府和市場,力求使“兩只手”均發揮出最大效能。據估計,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百萬億元數量級的投資,絕非政府一家能夠獨立負擔,投資主體還是應該來自市場,但在引導投資過程中,政府可在法律法規、稅收、補貼、產業政策、碳配額投放、綠色金融政策等方面發揮十分有力的作用。以光伏發電為例,十多年前我國尚需對上網電價提供高額補貼,現在已經可以競爭平價上網。這是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們未來必須堅持發揮的體制優勢。浙江作為市場經濟大省,具有市場主體活躍的優勢,在技術研發特別是產業化方面也可以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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