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占一塊大陸的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其煤炭儲量位居全球第四，天然氣儲量位居第十一，此外還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然而，盡管這片土地上清潔能源稟賦深厚，燃煤發電卻在其電力供應中占到2/3的份額。

　　第23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全球煤炭聯盟提出希望所有國家能在2030年之前淘汰煤炭，世界各國紛紛響應，但此前曾供職采礦業的澳大利亞環境部長梅麗莎·普賴斯（Melissa Price）卻說：“誰也不知道是否會出現一種合適的技術，能讓煤炭變成良好、清潔的能源。我們（如果淘汰煤炭）是不負責任的。”

　　能源政策為何總是反復

　　澳大利亞之所以在是否淘汰煤炭上態度曖昧，除了因為其煤炭儲量大，還與其開采難度小、煤質高有關。豐富的煤炭使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國，并一度成為其最大的出口創匯商品。

　　近年來，發達國家紛紛削減煤炭消費，亞洲的需求也低于往年。中國作為曾經最大的澳煤進口國，隨著煤炭行業大力去產能以及對進口煤的要求加嚴，用煤需求逐年下降。這使得澳洲的煤炭產業增速放緩，并一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如果本國再采取煤炭淘汰行動，國民經濟勢必大受影響。不愿失去“黑色黃金”的價值，澳大利亞煤炭產業團體在2016-2017財年支出數百萬澳元，于全國電視頻道投放廣告，以保證煤炭銷量。

　　實際上，在澳大利亞，氣候變化與國家利益之爭由來已久。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介紹，早在2007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就認為履約損失太大，以國家利益為由試圖拋開《京都議定書》，另立新的國際減排機制。之后的繼任者陸克文卻在氣候政策上反應積極，上臺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而2014年，澳大利亞參議院通過了廢除碳稅法案，并取消原定于2015年開始逐步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機制計劃，成為世界上首個正式廢除碳稅的國家。時任總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稱：“我們廢除的不是減排政策，而是全球最高的碳排放稅，是政府經濟行動戰略的基礎。”

　　到了2018年，由于對前總理特恩布爾的能源政策存在異議，澳大利亞執政黨黨內上演了一出“逼宮”大戲。特恩布爾政府曾在2017年發布國家能源保障計劃（NEG），旨在降低居民電價，實現穩定電力供應和完成減排目標。但政府卻在推行過程中自相矛盾，于是反對派以將會加重居民用電成本、阻礙國民經濟發展為由，使這一計劃最終“流產”。

　　民眾希望政府能采取更多行動

　　雖然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煤炭和天然氣儲量，但在歷史和政治雙重因素影響下，高額的電價一直是普通民眾不可承受之重。

　　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報告顯示，近10年來澳洲電力價格指數已飆升106%，而另一邊卻是聯合國碳排放報告中，澳大利亞降低的碳排放并未達到《巴黎協定》中的承諾水平。隨著老化的燃煤電廠不斷關閉，矛盾重重下，新一屆大選前夕，各路人馬將重點放在了能源價格以及是否會上馬新的燃煤電廠，畢竟此舉會造成碳排放進一步增加。各黨派為安撫受高額電費沖擊的選民“吵”翻天，將削減煤炭視為解決方案。

　　近年來，澳洲民眾能切身感受到氣候變化對這片土地造成的影響。大堡礁已經在2016年和2017年的兩次熱浪中失去了近一半的珊瑚。盡管如此，印度企業在澳的最大投資項目——“卡邁克爾”（Carmichael）煤礦開采與鐵路建設項目仍在繼續。而最近的煤站離大堡礁自然遺產海岸線不到兩公里。當地組織研究結果顯示，大堡礁衰亡的根源，正是澳大利亞減排不力以及煤炭開采投資力度過大所導致的。

　　根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6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選民們希望政府能夠采取更多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84%的人希望政府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2019年3月，全國有數萬學生在澳洲多個城市參加了一個全球性罷課活動，旨在喚起政界及全社會對碳減排的重視。學生們舉著總理的漫畫像，認為政府在環保方面措施不力。

　　真正履行氣候變化的責任有多難

　　雖然民眾呼聲很高，但政府顯然對清潔能源抱有不信任的態度，現任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在采訪中表示：“我們無法運行依賴風能和太陽能等間歇性能源的能源系統，那永遠不會成為保持燈光發亮的可靠能源。”

　　政府的態度源于2016年9月的南澳全州停電事件，這次事件使當地居民經歷了50個小時的停電噩夢。風電機組為此次停電事件背鍋，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卻是燃煤電廠的老化以及失敗的預警調度制度。

　　于是，在國家利益、民眾需求與減排責任中掙扎的澳大利亞，最終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通過實施有效的超超臨界新型燃煤發電技術替代現有的火力電站，以保證煤炭的使用地位，同時實現在《巴黎協定》中承諾的減排目標。

　　事實真能如政府所愿嗎？并不盡然。澳大利亞環境氣候協會能源分析師奧利維亞·肯伯（Olivia Kember）指出，從近10年的新型燃煤發電排放可以看出，它仍會牽制澳洲在《巴黎協定》中作出的承諾。

　　“澳大利亞已經通過《巴黎協定》作出‘近零排放’的承諾，而建設超超臨界技術新型燃煤電站，減排區間僅浮動在25%-34%，離實現近零排放仍有距離。更為重要的是，在別國能源系統換擋升級發展清潔能源后，澳大利亞仍會被鎖定在高碳電力中難以抽身。”肯伯說。

　　的確如此，清潔能源現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逆轉的趨勢。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平均每秒安裝7塊太陽能電池板。印度能源部則表示，到2022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將達到200吉瓦。而在一些歐盟國家，清潔能源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瑞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需求已經超過其能源需求的50%，芬蘭約為40%，德國正計劃在未來幾十年大力擴大可再生能源的產能。

　　“澳大利亞在氣候變化領域對外堅持維護自身發展利益本身無可厚非，但對內還應抓緊建立應對體系，采取切實行動。內外政策相互協調，才能順應國際發展形勢。”何建坤認為。畢竟，應對氣候變化不應成為政客口中爭取選票的口頭支票，而應該真正落實到行動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