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16日在馬來西亞古晉市舉行了第十屆更好的空氣質量大會（BAQ大會），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空氣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控制。對此，記者采訪了三位與會專家。

　　對話人：亞洲清潔空氣中心執行總監Bjarne Pederson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

　　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博士Eric Zusman

　　必須采取變革性行動和技術創新

　　中國環境報：BAQ大會一直追蹤和關注當下亞洲城市的空氣質量熱點和難點問題。記得2016年在韓國釜山召開的上一屆BAQ大會關注的重點問題是環境對于健康的影響，而今年會議新的關注點是氣候變化。為什么有這樣的變化？

　　Bjarne Pederson：從上一屆BAQ大會到現在，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在環境、健康和氣候變化之間如何均衡的問題。

　　今年對于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自2002年召開第一次BAQ大會以來，我們已經走過了一段相當長的道路，現在已收獲滿滿。整個亞洲區域空氣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空氣污染問題成為公眾最關注的話題之一。政府部門已經認識到了空氣質量與環境、公共健康和經濟的相關性，并采取了切實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但今年BAQ大會也關注到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在亞洲城市中，影響空氣質量的因素在持續改變，這些情況在亞洲國家城市中基本相似。而這些因素就包括健康和空氣污染的氣候因素等。

　　中國環境報：本屆BAQ大會的主題為“區域行動 全球變革”。其中也特別包括和空氣質量與氣候變化關系的討論。那么，是不是未來決策者的思路也要變革，把大氣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相聯系？

　　Bjarne Pederson：毫無疑問，空氣污染威脅公眾健康，亞洲地區尤其深受其害。當然，與之相關的是，我們正面臨無差別的氣候變化，威脅人類生存。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必須立即采取變革性行動和技術創新，以達到巴黎氣候協定提出的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內，并落實聯合國提出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簡單來說，我們正在與時間賽跑。我們必須呼吁大力減少空氣污染，同時要降低我們的經濟和生活方式的碳排放。

　　中國環境報：您認為，大氣污染治理與減少溫室氣體污染物同時考慮有哪些好處？

　　Bjarne Pederson：如果分別考慮和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可能會取得不一樣的效果。短期來看，為了減少空氣污染，我們要去使用清潔能源和清潔車輛。使用一些清潔能源，如天然氣，可以在短時間內減少空氣污染物，但卻會對應對氣候變化沒有太多作用。而如果要同時考慮減少氣候變化污染物和大氣污染物，就要減少燃燒甚至不燃燒化石能源。

　　我認為，從長期來看，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同時解決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協同控制非常重要。我們非常希望在亞洲能夠開展協同控制，這也是未來幾年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給藍天添彩 不給氣候添亂

　　中國環境報：您在BAQ大會主旨發言中提到，中國過去5年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當然也經歷了非常困難和痛苦的過程。下一步如何繼續減排PM2.5？您說一個好消息就是中國通過機構體制改革，把大氣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職能都歸到了生態環境部。為什么這對于PM2.5減排是個好消息？

　　賀克斌：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由一個部門管理，更有利于制定行動計劃。之前國家發改委負責應對氣候變化時，推動實施了城市低碳技術發展項目。生態環境部制定的是有利于大氣污染治理的技術和政策。現在兩項職能合并，在這個時間點很適合。

　　為什么這么說？我們經過了十多年的大氣污染治理，特別是近5年，在尾部治理方面有了很多大的動作。中國工程院最近完成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5年，我國PM2.5下降了30%多。在其貢獻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尾部治理，第二位的是能源結構，第三位的是產業結構。大氣污染治理再往后怎么走？尾部治理已經沒有什么空間了。比如，大型火電廠的治理現在已經基本上都“畢業”了，常規污染物排放已經是世界最低，再用什么裝置已經沒有太多意義了。

　　那么，再往下減的潛力在哪里？首先就是非電工業。國家現在正在大力進行科研開發新的技術，把非電工業發展成為超低排放，但這些減排量也有限了。比如在北京，PM2.5濃度從89.5微克/立方米減少到58微克/立方米，可以使用這些方法。但如果要從58微克/立方米減少到35微克/立方米，就必須調結構。

　　我們知道，以前我國PM2.5的排放量是歐美國家的10倍，現在是2-5倍。再往下降，就必須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運輸結構、城市用地結構中找到未來的減排量。而這4個結構也正是溫室氣體減排用的“招兒”。

　　中國環境報：這幾天，華北地區出現了霧霾。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可能是治理方式有問題，出現了一些負面聲音。對此您怎么看？霧霾沒有徹底解決是不是主要因為現在的結構調整還沒有到位？

　　賀克斌：這幾天在華北地區發生的霧霾，與2016年12月17日-21日發生霧霾時的氣象條件很相似。但那次華北地區有34個城市達到嚴重污染，40多個城市重度污染。而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污染物總量還是減了很多，所以在類似氣象條件下，這次只有十幾個城市重度污染，沒有嚴重污染城市。

　　所以說，雖然現在我們還是能看到霾，但是由于排放量減少了，霾的次數和時間也在減少。這些都可以說明，空氣質量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有的時候人們眼前還看不出來區別，比如是重度污染還是嚴重污染，但監測數據還是可以說明空氣質量變化的。

　　類似的問題有市長也曾經問過我：為什么我們治理了這么久還有霾？為什么不見成效？一些老百姓可能也存有同樣的疑問。我給他打了個比方。有人生病發燒40℃，按照醫生開的藥方吃了藥打了針以后降到了39℃。這時候用手摸頭還是燙，但實際上數據已經發生了改變，病人也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如果這時候有人質疑醫生用的方子不對，就打亂了治病的節奏。因此，要相信監測總站的數據，要肯定污染物下降的趨勢，不能因為看不出來目前的成績就放棄吃藥，放棄當前的治療。

　　中國環境報：現在各省生態環境廳陸續在掛牌。您認為各地把大氣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結合起來有哪些好處？

　　賀克斌：我認為當前對于一些城市來說，單純抓低碳很難推進。比如，對于一位市長來說，可能最近10年都不會把抓低碳放到重點工作當中。但如果說到抓藍天，因為有排名，做不好要被約談，他就重視了。所以說，當前要借助藍天管理推動低碳發展。

　　當然，這是在2030年以前的狀態，在2030年以后就不一樣了。到那個時候，各種能源結構已經進行了調整，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已經廣泛使用。包括電動車、氫能汽車等新技術已經開始推廣使用，那個時候，就要靠低碳來帶動藍天了。比如北京，2035年之前PM2.5要達到35微克/立方米。如果再把標準提高到25微克/立方米，就不能靠環境尾部治理了，而必須從能源結構上找出路，要靠發展低碳來實現。

　　把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兩項工作結合起來，互相促進，可以更好地協調工作，會更有效地落實計劃和行動，也會越來越有信心，以實現更好的目標。現在的“散亂污”企業治理、尾部治理，要靠各種監管手段來保障。而能源結構調整是不可逆轉的，更容易保持住成果。所以說，未來要從四大結構中找減排量，在低碳和藍天之間找共贏之路，這是中國未來大的發展方向。

　　中國環境報：在大氣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治理方面，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

　　賀克斌：十年前，中國開始防治酸雨，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硫。美國有一位學者寫文章說，從2000年到2005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長，但全球的溫度沒有漲，原因是中國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硫，形成的硫酸鹽具有降溫的作用。而從2005年以后，中國開始大幅度進行總量控制，二氧化硫減了很多，全球溫度就上升，因為降溫的顆粒物減少了。

　　我要告訴這位學者，他只說對了一半，但另一半很重要卻沒說。其實，我們通過治理減少的顆粒物中，還有一種是升溫的黑碳顆粒。黑碳來自于柴油車和小規模的磚瓦窯，也包括原來的“十五小”和現在的“散亂污”企業。2005年以后，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減少了大量的黑碳排放。也就是說，雖然降溫的硫酸鹽減少了，但升溫的黑碳顆粒也減少了。因此，這位學者的說法不科學。

　　這件事情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在做清潔空氣行動計劃的時候，要兼顧氣候影響。在保證藍天多了的同時，也要平衡氣候中影響溫度的因素。其實這種能力中國在十年前就已經具備了，就是用模型來估算。“要給藍天添彩，不給氣候添亂。”在給國家提供的方案中必須考慮這些因素，中國是《巴黎協定》積極的推動者。

　　評價和實踐結合起來才重要

　　中國環境報：您對于大氣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控制方面有過哪些研究？

　　Eric Zusman：十年前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伯克力分校做博士論文時，在中國進行過相關研究。現在在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又稱地球環境戰略機構）工作，工作中也對世界其他國家進行了研究，特別關注了大氣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效益。

　　現在，通過一些模擬模型，可以計算出大氣污染治理項目對于二氧化碳的影響。對于PM2.5和二氧化硫等治理項目進行評價很重要，但這還只是第一步。更為關鍵的是，要把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結合起來進行評價，并對項目的實施產生真正的影響。

　　比如在菲律賓馬尼拉，在交通行業實行CNG（壓縮天然氣）改造，對于減少顆粒物的排放很有效果，可以減少5%-10%的排放量，但卻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貢獻不大。因此，要全面提升能源效率，最后評價其影響。

　　再比如，我知道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在四川攀枝花市進行了一項評價分析項目。包括有電力、鋼鐵等工程項目的減排，其中有的是對氣候變化有益的，有的是減少大氣污染的，還有的是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都有影響。

　　現在已經有幾個城市做過相關評價。我們不是經濟學家，我們是希望通過評價真正地把結果應用于城市決策。

　　中國環境報：據您了解，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協同效益的評價結果，目前有城市或地區已經應用于實踐了嗎？對于評價結果的應用，您有什么設想？

　　Eric Zusman：據我了解，中國也有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協同效益的評價研究基礎。但真正要和實踐結合起來才更重要。

　　我認為中國可以把這樣的評價應用于五年計劃之中。中國在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2.5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希望在“十四五”可以把兩項目標結合起來。

　　此外，中國用大氣污染治理的減排目標來評價地方政府領導的政績，比如PM2.5的治理。現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在一個政府部門來管理，這樣更有利于實現應對氣候變化這個目標。

　　中國環境報：您是否認為，對于全球來說，協同控制是一種趨勢？在協同控制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治理方面，目前是否有成功的經驗？

　　Eric Zusman：舉個例子，在印度尼西亞三寶壟市，在是否建設BRT（城市快速交通）時進行過協同效益分析。分析認為，建設BRT有助于減少摩托車的使用，有助于改善空氣質量，也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分析發現，在三寶壟市有很多十三四歲的中學生使用摩托車，而駕駛摩托車經常有事故非常危險。因此，建設BRT還具有較高的社會效益。通過協同效益分析，最終確定實施BRT項目，并鼓勵學生放棄騎摩托車改乘快速公交車。

　　因此，從城市發展角度來看，要追求更多的協同效益。可以通過實施能效標準、可再生能源標準、公共交通升級改造等，在減少溫室氣體的同時，改善空氣質量、減少浪費，獲得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亞洲的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蒙古、越南等國家目前都有一些經驗。但多數都是一些研究經驗，在實施方面進展很少。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開始評價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項目的綜合效益。但現在很多還只是處于評價階段。

　　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近年來有了很好的經驗。雖然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很大障礙，但加州卻有很大的進步。加州有自己的氣候政策，最大的目標就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取得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加利福尼亞州提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法案，計劃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要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40%。而這一計劃同時將在改善空氣質量、優化土地使用、強化生態服務等方面取得顯著的收益。比如在空氣質量方面，每天可減少燃燒產生的PM2.5排放15噸，減少氮氧化物排放61噸。同時，在提高能源效率、能源獲取性，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也有顯著變化。比如，通過提高能源效率，可使每個家庭每年節約200美元，加州生產總值可增加760億美元，實際家庭收入增加480億美元。在社會效益方面，可以改善公共健康，到2020年減少43億美元健康損失。同時，可以創造40.3萬個綠色工作和就業機會。

　　這項政策實施時有一個很好的溝通傳播方案值得借鑒。比如，讓司機省錢、市民能夠接受等。司機們可以知道，通過實施方案，2015年每輛車可節省能源3000美元；而到2025年，每輛車每年可以節省7000美元。